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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庆新 历云飞 晨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杜山

抗战时期的物品

又近“9·18”，赴宁安，在尹庆新老师的陪同下采访那段历史留在宁安地区的遗迹，并展现出来，以作警醒。

1931年“9·18”事变，日本侵略者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，不久整个东北三省沦陷，1932年3月，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。同年3月20日，日本侵略军进入了镜泊湖地区，由于遭到救国军不断打击，日本侵略者无力深入占领，将镜泊湖地区列为所谓“匪区”，1933年满洲镜泊学园建立，随之而来的日伪军、警、宪、特相继建立，1935年冬对镜泊湖地区实行了军事管制。日伪军的工作队大批涌现，美其名曰：“日满一德一心”。日本侵略者于镜泊湖地区十几年中，人民遭受苦难不计其数，罪行累累，馨竹难书。

参观抗日纪念馆

血债累累

随着镜泊学园的建立，日本守备队在1933年春天派一个中队（相当于一个连）驻扎在镜泊村北炮台山北侧山下的农家房舍，在山顶上设有望哨，东至腰岭子北至后渔村北的大道上，常年不准行人通行。先来的守备队长叫吉村，以后有吉良，楠田等，都是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每到一处都实行三光政策——烧、杀、抢。如扬言“当地住户黄四尖头（外号）与土匪（救国军）通风报信”，烧了黄家的房子，赶走了耕牛，杀死了黄四尖头，其家属幸亏逃走免遭死难，之后杀死陈文起，烧其家房子；杀孟老三，烧了其家房子，杀死毛驴。又枪杀高姓哥俩于复兴村河西，烧其房子，抢走鸡鸭。当时老百姓跑到山上林里，没有动静了再回到原处。日寇又来再跑。有一时来不及逃跑的或跑到半路遭到日寇枪杀的，也有的见到这种情形实在呆不下去了，不得不投奔远方的亲友。

日寇见到所谓不顺眼的人，就说是抗联人员，抓起来，轻者遭到毒打，重者杀害。湖西村在当年有一户老孔家外地来了亲戚，因为留有分头和镶一颗前门上牙，被绑到湖边大榆树下毒打，最后枪杀。距其不到一华里外有个姓董的，人称“二画匠”，是因“跑日本鬼子”，由大加吉河跑到湖西村暂时避难，全家四口人都被日寇用刺刀刺死，当时董家来了一位叫徐永生的亲戚，也未能幸免被刺死。五峰村的刘喜春，湾沟村的马仲被说是胡子（抗联）来了没报告，抓到日本守备队押了半个多月，地方联名保释未批准，在镜泊乡镜泊村北山根被日本守备队枪杀。在河口为来往行人摆渡船的王船官和一名孟姓妇女，被指控摆渡过抗联人员，遭到侮辱与打骂，最后这二人下落不明。

在日本守备队院内，吉良还指使刺死救国军杨营长等60余人。

因而当时的镜泊湖地区老百姓绝大多数逃走，整个地区变得荒无人烟，杂草丛生。

日本近藤林业木材工厂发运木材

罄竹难书

1934年春，伪步兵二十七团二营也到了镜泊学园附近驻扎，伙同日本守备队对我抗日部队施行大讨伐、大搜山。1936年镜泊湖地区实施集团部落，伪军四连驻防身沟屯（庆丰村），五连驻湖南屯，六连驻湾沟屯，重机枪连驻老营卧子（今湖南村南三华里），帮助日本人镇压老百姓。

与之同步，1934年秋，镜泊湖警察署建立。日伪对抓去的百姓用残酷的手段进行审讯，如鞭子抽、镐把打、香火烧、老虎凳、过电、灌汽油辣椒水、滚钉箱等，在冬天脱掉衣服用凉水浇活活冻死，有的被装进麻袋活活摔死，上大挂活活勒死，甚至一刀刀刺死，有的被集体处死或秘密处死，下落不明者更无法计算。凡有反满抗日嫌疑者都被宪兵队，特务股列为：“要视察人”的黑名单之内，这些人平时行动被严加监视，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可能。警察署内设有司法系、特务系，特务系随意抓人。第一任警察署长叫杨自兴，指导官警尉清水（日本人）等监督修建集团部落，打骂群众成了家常便饭，谁出工挖壕沟来晚了，不是罚跪就是挨打，抓人、审讯、上刑、坐监入狱他们都说了算，成了地面上的太上皇。

任意盘剥

在日本守备队附近的警察大队有一个连的兵力，随时听从日本人的指挥，去各处讨伐抗联的警察住在老百姓家的炕上，而老百姓只能睡在地下。

1936年春天，日本守备队强行划定学园、湖南、房身沟、湾沟四个村为集团部落，限定老百姓在6月20日前统统搬进集团部落内居住。原先屯子外的房子一律拆除，逾期不拆者轻则烧毁房屋，重则问罪。警察监工，从天亮开始干活，天黑收工，老百姓边收拾庄稼边盖自己的房子，还要出工挖大壕沟。有的没盖上房子到冬天就挖个地窨子栖身。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必须去上自卫团，晚上被派出去站岗，名曰自己保护自己。老百姓没有吃的辛辛苦苦收获点粮食还要交“出荷粮”，自己用橡子面充饥，用野菜填饱肚子，用出荷粮换回的更生布，穿上用不了几天就坏了，老百姓此时的吃，穿，住困难到了极点。

1938年，日伪又在镜泊村设一卖大烟的管烟所（鸦片），发烟证，允许人们抽大烟，自己花钱几天一领，刚开始抽大烟的人还觉着挺好受，时间长了成瘾，不抽就浑身难受，行走无力，打哈哧流眼泪，日本鬼子就把成瘾的人送到宁安“康生院”去戒除大烟瘾，成功戒除回来的人很少，大多有去无回。

日寇为了镇压中国人的反抗，制定出一系列刑法，如治安警察法、治安维持法、时局特别刑法，最残酷的是思想矫正法和治安维持法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1943年，在各大中城市设有思想矫正院，人们一旦被抓入矫正院也是有去无回，故而有人说：“抓入思想矫正院不如抓入法院蹲监狱，监狱有期限，还可以释放出狱，而思想矫正院是无期限的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释放。”

1939年至1941年，日本人大量迁移至镜泊湖地区，组成开拓团，把开拓团总部设在镜泊村。先是武装青年到镜泊学园，不久又有大批带家属的人到镜泊村，把在腰岭子的褚家屯、湾沟屯、房身沟屯、湖南屯、石头河屯的朝鲜族人撵走，大量良田皆归开拓团耕种，中国人耕种次等地和距离住处比较远的土地，湖区人生活更加贫困。

1941年，日寇开始征伪满国兵，不合格的叫“国兵漏子”，充当勤劳奉侍队，每年至少也要无偿的干半年活，在干活期间吃不饱，挨打挨骂，有的死在工地，冻死、饿死、病死的很多。

在采访中，大量的资料与照片，让人触目惊心。刀俎下的鱼肉，总没有说话的权利。不惧外辱，唯有自强。